11军连发十封急报,邀徐向前挂帅,三个月后却提出请求换人

1927年,湖北,革命之火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微弱闪烁。黄麻起义的余波还在飘散,72人组成的队伍在吴光浩这位年轻将领的带领下成功突围,逃入木兰山区,成为鄂东革命的一抹小火花。吴光浩,这位黄埔三期生,曾做过叶挺独立团的营长,他既勇敢又智谋,把那小队伍团结得像一把利剑。在木兰山周围,吴光浩和他的战士们与敌人较量,一次次打败了敌人的围攻。

在当地,吴光浩成了守护神,守护着这片历经战火的地方。

在他的带领下,队伍从72人壮大到上千人,后来正式被编为第11军第31师,吴光浩自然成了军长和师长。11军,这支吴光浩一手培养出来的常胜之师,在鄂豫皖边境地区唱响了英勇的赞歌。

可命运的大转弯常常来得太突然了。

1928年,吴光浩为了把革命的地盘扩大,他亲自跑到了商南,打算发动新一轮的起义。

唉,没想到半路上碰上了敌人的埋伏,受了重伤,最后英勇地牺牲了。

真是痛失一员猛将,11军失去了他们的领导,鄂豫边区的人也都为这位了不起的军事人才感到惋惜。

11军没了顶梁柱,就像一艘找不到航向的船,现在特别需要一位新的领航人。

1929年3月,他们给中央发了个紧急电报,催着赶紧派个能挑大梁的军事干部过来管事儿。

然而,几个月过去了,中央那边还是没有回应。

11军急得不行,又赶紧发了个电报,简单明了地写道:“赶紧派军事干部过来。”

这六个字,代表了11军所有战士们的心声,有期待也有失落。

他们大都是学生来的,没怎么打过仗,没人能真正独当一面。

要是敌人这时候大规模进攻,那后果简直无法想象。

这么多报告都像石头一样沉没在水中,11军只得使出最后的绝招,派宣传部长何玉琳亲自赶到上海,去找军委帮忙要人。

何玉琳一到上海,就直接找到了负责人杨殷,直截了当地说:“我是来接总指挥的,不给我就不走。”

杨殷明白鄂豫边根据地的战略意义,选个领导可不能马虎,可对何玉琳这么坚持,他也没办法。

这时候,有个叫“余立人”的干部找到杨殷,说了他想亲自带队去前线打仗的心愿。

这“余立人”本名叫徐象谦。

他好些年都在带第4师打游击,后来身体实在吃不消了,军委就让他回上海休息。

可他就是坐不住,天天想再回到战场上去。

11军正急着找个总指挥,而徐象谦又一心想重返战场,这俩正好配对。

杨殷亲自找上徐象谦,让他跟着何玉琳回鄂豫边区,去当31师的副师长。

因为吴光浩在根据地那儿的声望相当大,为了不让军心和民心不稳,11军对外没透露他已牺牲的事。

所以,尽管徐象谦表面上是副师长,但实际上他才是总指挥。

新官上任的徐象谦,心里满是雄心壮志,还把名字改成了徐向前,意思是永远向前,绝不回头。

徐向前上任后,发现事情并不简单。

他虽然是山西人,但湖北那边的方言他听不太懂,所以发布命令时经常得找人帮忙翻译。

再者,尽管他实际上担任的是总指挥的角色,但因为不是特委的委员,好多关键的会议他都不能参加。这样一来,一些重大的战略部署就得听参谋长曹学楷的安排了。

常常是,徐向前只能在战场上才有机会真正发号施令。

他得花些时间去习惯这种不寻常的状况,可敌人却没给他太多时间缓冲。

连续三次规模巨大的“围剿”,把鄂豫边根据地还有徐向前自己逼到了生死攸关的境地。

罗霖是桂系的一个将领,他加入了蒋介石的阵营后,特意提出要攻打红31师,想借此机会证明他真心归顺。

到了1929年6月,罗霖带着他手下的独立4师还有土匪头子李克邦的部队,从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向柴山堡发起了猛攻。

敌人来势很猛,可我们根据地没来得及弄清对方情况。31师的四个大队现在都在各地打游击,要赶紧聚拢起来挺困难。

这是徐向前刚上任后碰上的第一场硬仗,他赶紧把两个大队召集起来,准备跟罗霖的部队干一架,想通过打赢来给大家打气。

战事一开打,原本要一起作战的边区游击队就跑散了,徐向前身边就剩下百来号人。

徐向前这个老将觉得直接硬碰硬不是什么好主意,马上就做了决定,带着部队往北边撤,然后集中火力对付那些被分开的李克邦部队。

一番激战下来,徐向前指挥的部队连赢了五场,杀了百多个敌人,第一次大胜就在眼前。

徐向前打完胜仗回来,却挨了特委的批评,说他是“避开了硬仗打软的”,结果罗霖带着兵进根据地后大肆破坏,抢掠,让老百姓受了很大苦。

战士们都帮他说话,说根据地那边情报出错了,游击队还临阵逃跑,那种情况下,徐向前的办法其实是最合适的。

1929年8月,敌人又来了一次“鄂豫会剿”,当时特委和31师在怎么打仗这个问题上意见不合。徐向前回忆说:“敌人来了,当地的人总想着让我们去打,他们就是担心地盘丢了,东西打碎了。

可是我们部队得考虑清楚,要能赢,不能让敌人跑了,自己还丢枪,伤亡一大片,那样以后就不好收拾了。”

徐向前觉得应该抓住机会,该出手时就出手,别硬碰硬。

可是特委坚持要死守,结果徐向前就只能带着队伍在内线跟敌人磨蹭了半个月。后来,空间越来越小,不得不转到外线去,跟红32师一起打。

在第二次反围剿行动里,徐向前带着队伍来回奔波,把根据地保护得很好。

但就是在这种前提下,特委还是觉得31师没敢直接跟敌人硬碰硬,觉得他们胆子不够大。

所以,在第三次反围剿行动中,徐向前意识到自己得硬碰硬地打一仗,最好的办法就是设伏。

可没想到地方同志又搞错了消息,原本打算对付四五百人的31师,结果碰上了上千敌人。原本的伏击战变成了遭遇战。要不是徐向前立刻下令部队分成小队,躲进树林里,31师可能就要吃大亏了。

尽管31师后来避开敌人的重兵,接连打赢了几场漂亮的胜仗,但特委还是直接向中央反映了情况:“负责人能力不行,快派总指挥来。”

特委一心想要保护好根据地,他们盼望着能有一支强大的部队,把敌人挡在门外,尽管这样的想法没考虑到敌人很强大,红军自己实力也不足。

徐向前虽然有远见,但他的想法在不少战友那里却没得到认同。

徐向前明白,要想赢得当地干部和百姓的信任,得慢慢来,还得抓住时机。

要想让大家不再怀疑,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实际胜利来展示自己的能力。

1929年9月,徐向前大刀阔斧地整顿了鄂豫边红军,特别注重纪律建设,确立了作战方法,把原本成分复杂的部队重塑为一支战斗力强的队伍。

1930年3月,红1军组建了,新上任的总指挥是许继慎,他成了军长,徐向前则是副军长兼1师师长。许继慎跟徐向前一样,都是出自黄埔军校,不过许继慎那性格外向,能力也很强,北伐那会儿就挺有名了。

所以让他当军长,大家也都挺信服的。

许继慎一到,徐向前那心里就高兴得不行。

俩人都是英雄,许继慎特别看重徐向前,觉得他在打仗这事儿上头挺有本事的。他对徐向前那打仗的方法特别认同,觉得他老爱玩儿巧招儿这路子挺对头。

许徐两位实力派联手,在两位军事高手的带领下,经过一番改造和扩大规模的红1军全面发起攻势。

战斗中,杨家寨一役,红1师里冒出了王树声和许世友这两员勇猛的将领。

在杨平口一役,徐向前只派了一个团,就干净利落地消灭了敌人一个团,这在红军历史上头一回,实现了对等全歼敌军的壮举。

而在花园的那场战斗,徐向前又把敌军一个团给打垮了,还缴获了1400多人的武器装备。

那年八月份,徐向前带着红1师碰上了许继慎领的红2师和红3师。

许继慎一看,哎,红1师人数从1000多膨胀到3000来号,每个人手里都拿着能连发五次的汉阳枪,还多了一个炮兵连,真是惊讶得不得了,他问:“哥们儿,你们怎么做到的?”

许继慎和徐向前俩人军事才能那可是一样出色,不过有一次,瞧不起徐向前的那个特委给中央写了封信,里面说:“许继慎在军事上挺有本事的,经验挺丰富,可是说到指挥游击战,比不上我们1师的徐师长。

战士们对徐向前的佩服程度,也比许继慎要高。”

鄂豫边红军真是幸运,碰上了两位超级厉害的军事家。

在他们指挥下,红1军越打越强,还培养出一群小年轻将领,比如许世友、王树声,还有秦基伟、王近山、陈锡联这些“红小鬼”,他们也慢慢成了历史名人。